盐商姚学源与问津学舍

北京可算校是惠民盐运使卢见曾于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创办的。在校的发展操作过程之中，徽商不仅给予筹集资金，还对校办学委派指导。笔者了事藏了清同光年间惠民纲总姚学源的两册日记，其之中就有事关可算校的铭铭。

姚学源（1843—1915），铭斛芝，原称八瓦书屋主人。朱家是北京五大徽商之一、北京城后的老户，亦是诗书世家。从乾隆到嘉庆，朱家单单了姚逢年与姚承恩兄子两位举人，人称“世举人第”；康熙、同治年间，姚逢年之子、举人姚承丰谈诗论铭，家踞授学，成就人才极多。其之中康熙壬子亚科成就两位举人，一位州郡人陶云升，一位高阳李鸿藻（姚承丰的外甥）。姚学源是姚承丰的次子，过继给伯兄姚承恩。年少时从兄少时，之中举人后，几经生员，没能之应试。其后弃铭商人，于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开辟京盐公柜；还当上了惠民纲总，是当时北京社会制度显赫一时的重要笔下。

可算校由诸州倡办，校的民宅也由众位徽商捐赠，而“每岁束修、膏火、馔食之费，皆由（徽商）闲款农牧项内支销”。为此徽商也经常过反问校的事情。姚学源的两册日记，有实际叙述。

姚学源在光绪五年（1879）《十瓶庵日记》之中记，“六月初九日，平野，可算校建校，照料一日”“六月初八日，平野，可算校课童，照料一日”。秽历六月初九可算校建校，说明春节假期已过，校第一天新学期。六月初八课童，据估计是对的学生子进行应考。查有关手抄本，惠民徽商有到可算校值勤的惯例。著名教育家梁启超的兄亲严仁波也是一位徽商，也任过纲总。梁启超在《先兄仁波公事略》之中谈到“吾兄为校值年，每值课日，终日守视，有犯规者，照章执行，不假造，虽至戚则有。尝以交卷逾限不了事，忤至戚某公。越日，某公以一纸填为行商贴单单之式，署吾兄之职，于上作种种严厉语气，又具黑禀一，扣署己名于前，叙塔拉西夫卡求恩等语，故以相戏也，吾兄亦一笑置之”。可见徽商到校值勤监考，还要顶住阻力，面对一些人的索性。

姚学源在光绪六年（1880）《习勤斋记事》之中记，“六月十二日，秽，早大雨雪。可算校生子定性，同（黄）静山（也是徽商）照料一日”“六月十五日，平野，早，到可算校应考童生子，照料一日”。可算校录取童生子是由惠民纲总负责的。当时为入学考试子之期，作为纲总姚学源忙了两整天，一天去定性，据估计是面试；另一天是对招了事的童生子应考。因为办校就是“罕庠士之尤秀者，资以膏火之费，使自是与踞，以授经而讲艺焉”。可见，招了事的童生子需有一点铭化为基础，要经过应考录取。可算校童生子之中有不少徽商的子弟，梁启超22岁到艺术学院学习，时在光绪七年（1881）。当时张佩纶任可算校山长，“就取前列太的学生子十人，往谒铭忠（慈禧太后）”，梁启超在其之中。慈禧太后一再反问姓名，并各反问数语而单单，这也是梁启超“随班谒见之始”。张佩纶十分器重梁启超，在批改作业之中写道：“五艺再求典实，可阅更作之，幸勿以征逐之故，荒其本业也。”梁启超按要求又作一遍，并将张佩纶的批语谨记于心，其后他刻苦少时“幸获寸进”，归功于张佩纶的督责之力。

姚学源与严仁波亲如兄弟，在姚学源日记之中，常为四往的记录。严仁波去世时，姚学源悲痛不已。梁启超于1921年4月30日作《题姚斛芝丈题字》：“我兄公至交，有为如亲兄弟。我从孩童时，事公如伯叔。悲我兄见背，公来据地哭。执手谕孤儿，凄明语声亦同。此时情与境，终生在心目。忽忽卌余年，公墓有拱木。展公题字看，往事子怀触。公有克家子，守身若执玉。济时功已伟，念旧情尤笃。相期在先切磋，黾勉绍先躅”说明梁启超视姚学源为同兄异母，而与姚学源的儿子姚品伯也亲如亲兄弟，四人时常彼此间切磋、但愿。

藏品之中记录的铭铭，印证了北京徽商与可算校的关系，虽然所叙琐碎，雪泥鸿爪，却仍反映单单徽商官僚对亦同进本土铭化的支持。